一、政治的发展与演变
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重建与强化专制统治。
l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l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
l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前后，蒋介石集团率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退踞台湾，并于1949午5月l9日颁布了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况，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实行军事管制。封锁大陆消息，严禁一切违禁的言论、出版和罢工、游行等活动。1950年7月，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将一些党政元老、军事将领、派系首领排挤出决策圈；全面更换旧有的党政系统；整肃党内旧有的派系。黄埔、中统、CC、政学系等皆被清除。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整顿各级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发展新党员，培植起一批拥护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新实力派，建立了蒋氏父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经济上进行了财政整顿，改革币制，稳定物价，同时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日渐认识到“反攻大陆”的希望渺茫。1958年，蒋介石提出“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的方针。由于得到美日等外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台湾当局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加上美国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和运用从大陆运去的黄金、美钞等外汇以及从大陆赴台的人才，台湾经济在60年代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国民党力图在戒严体制下巩固与强化专制统治。1960年，蒋介石通过“国民大会”修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获得连任而成为“终身总统”。同时，蒋介石在人事和组织安排上为传子进行部署，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开始向蒋经国过渡。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蒋氏父子对党政军各界实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各种反对势力则采取严厉打击的高压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由中国事件”：1960年9月，《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人雷震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国民党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逮埔。
(二）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
从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从内部看，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省籍矛盾日渐突出。
70年代初期，台湾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与此同时，以《大学》杂志社为主导，一批学术界和工商界青年提倡政治革新，提出扩大“政治参与”、“废除政治特权”、“改选中央民意代表”、“改造上层政治结构”等主张。党外势力开始活跃并得到发展，要求“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
1972年3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面对内外各种危机。为了应变求存，开始在政治上作出出一些调整，推出了一系列“革新保台”、“在台生根”的措施，包括举行“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在国际上开展“实质外交”等等，并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有意识地提高台湾省籍人士在政权内的地位，力图通过笼络台省籍政、经人才来巩固统治。经过这一系列措施，蒋经国的政治权力与地位得到了加强。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6日，严家淦继任“总统”。4月28日，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3月，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
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续有发展。1979年，颇具影响的《美丽岛》杂志社聚集了一大批党外人士，意图组织反对党。由于这股势力与台湾当局矛盾激化，12月10日，爆发了“高雄事件”。进入 80年代以后，台湾反对势力进一步发展。在党外运动中，有些人主张统一，有些人主张“台独”。“台独”分子被着“争民主”的外衣，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79年 1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宣布了和平统一的方针，对国民党当局形成新的压力。 1986年 3月，菲律宾马科斯政权被推翻，给长期实行军事戒严的国民党当局造成极大震撼。美国也敦促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政党政治。此时岛内党外运动有所发展。面对这种情况，在 1986年 3月国民党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张，之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内外政策，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
国民党当局在 1986年开始的所谓“政治革新”，目的是在新形势下以变求存，虽仍没有突破“动员戡乱体制”的范围，但解严、开禁确是 4O多年来台湾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革，台湾的政治体制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军事戒严和一党专制向标榜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方向过渡。1986中 9月，党外人士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三）80年代末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改变“国民大会”职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是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经过“宪政改革”，1949年以前在大陆产生的“中央民意代表”全部退职，“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的代表全部在台湾地区选举产生，“总统”直接由台湾地区人民选举产生。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分配上，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传统势力为主的非主流派经过多次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挤出行政及党务的高层权力核心。
二是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开放党禁后，各种政治势力迅速发展，尤其是民进党的力量逐步发展。1993年8月，新党成立并成为台湾政坛的第三势力。在近几年来的一系列选举中，在野势力发展，不断给国民党执政造成严峻的挑战。“国民大会”、“立法院”等机构中，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已经结束。在 l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在 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赢得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
三是谋求“两个中国”的政策日益明朗化。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以谋求“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和“两个中国”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基点；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并且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拖延统一进程；在国际上，则千方百计推行“务实外交”，鼓噪“参与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台湾当局模仿西方，标榜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以来，伴生出大量弊端，也暴露出种种假民主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黑(道）金(钱)政治”盛行，其中尤以国民党为重。选举中贿选成风，候选人以各种形式隐蔽地或公开地花钱买选票。这也导致选举费用高昂。黑道势力大肆介入选举。他们采用买票、勒索、绑架、恐吓等手段，胁迫选民选举自己推出的候选人或他们属意的候选人。一些候选人也借助黑道势力，以求当选。“黑金政治”使“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丛生。在 1993年底选举的 23个县市长中，就有3名县市长犯有贪污罪。1994年至1997年l1月，国民党籍县市议长、议员和乡镇市长犯有贿选、贪污罪行的多达578人。从1996年6月到1997年11月，被检举的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有32人。不少台湾有识之士和公正舆论认为“台湾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此外，1990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四次“修宪”、特别是 1994年和 1997年两次“修宪”，大大增强了所谓“总统”的权力。在 1997年的“修宪”中，台湾知识界认为这次“修宪”违背了民主和权力制衡原则，制造出一个“超级总统”、“巨无霸总统”。一些台湾反对派人士认为，台湾当局领导人是在民主的名义下实行独裁。
历史上，台湾同胞饱受殖民主义的奴役之苦，加之1949年后遭受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军事戒严体制的压迫，希望真正能够自己当家作主。由于台湾当局长期进行反共宣传，台湾分裂势力一再煽动仇视大陆的情绪，并且由于两岸同胞隔绝了近 4O年，相互交往的时间不长，使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不够了解，有一定程度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同时，由于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目前还存在差异，一些台湾同胞对台湾经济发达、自身生活水平有优越感。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大多数台湾同胞反对分裂，反对“台独”，希望发展两岸关系，但又不急于统一，希望维持现状。这种态度将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健全和完善、两岸同胞接触的增加和香港、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而逐步改变。
二、“台独”活动
主张“台湾独立”的分裂活动，是在台湾重归中国版图后开始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台独”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并且始终构成对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威胁。
“台独”思潮与活动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的产物。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台独”活动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不得不移到海外。70年代后期，台岛内“反蒋民主”运动兴起，“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大肆活动。8O年代中期蒋经国开始推行“政治革新”之后，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民进党成立之初，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台独”分子把持，“台独”思潮在该党内泛滥。该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以后，该党又陆续通过一些决议，宣称“台湾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台湾国际主权独立”等等。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台独”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独联盟”迁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1991年l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列入党纲。1992年5月，“立法院”修改“刑法”，废除“刑法第100条”和“国安法”法，使鼓吹和从事非暴力的“台独”活动合法化。从此，台湾当局实际上已不禁止“台独”活动。一些“台独”分子通过选举，有的进入了“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省、市、县议会，有的掌握了一些县、市政权。各种“台独”组织进行名目繁多的分裂活动，主要有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新国族”、“新国歌”和推行所谓“公民投票运动”，并且积极争取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鼓吹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1994年3月，民进党籍“立委”在“立法院”的专门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公投法草案”。
各个“台独”组织在各个时期所宣扬的“台独”论调形形色色，但其基本主张是：“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以后“台湾法律地位未定”、“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台湾人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台湾前途由台湾住民自决”。
针对“台独”势力的分裂行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中有三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一是，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针对李登辉访美，在国际上进行“两个中国”分裂活动所进行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9年7月针对李登辉的“两国论”所进行的反对“两国论”的斗争，2002年8月针对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所进行的反对“一边一国论”的斗争。这三场重大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台独”势力。
三、社会结构
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从一个农业社会变为一个多元化的工商社会。
台湾大资本家包括官僚资本家和民间大资本家。民间大资本家，一部分是由土地改革后地主取得地价补偿转变而成的，一部分是由富裕商人与高利贷者发展成为商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还有一部分是随国民党从大陆迁来的外省籍工商业资本家以及在进口替代时期堀起的台湾省籍企业家。 70年代后期，台湾省籍大资本家迅速增多，其经济实力明显已超过了外省籍资本家。在目前的台湾社会中，官僚资本与民间大资本构成主要的支配力量，尽管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矛盾，但也互有结合，建立了复杂的政商关系，并成为台湾“金权政治”的经济基础。
台湾中产阶级大致包括了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上层与部分公教人员等。 7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中产阶级迅速兴起，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并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地位，受过良好的教育，要求参与政治，与上层社会互有依存但又存在矛盾；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较深。
台湾工人约占就业人口的80%左右，其中多数是随着 60年代以来工业化的发展而脱离农村的农民。工人已成为台湾人数最多的阶级。工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仍相对低下。目前，台湾各类工会几乎都是由官方主导的。在各类“民意机构”中工人阶级的代表极少。
台湾农民曾经是社会主要成分。随着台湾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农民人数相对减少，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
由于特殊的历史与政治原因，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台湾社会中一大问题。台湾本省人包括闽南人、客家人和少数民族，他们分别约占人口总数的74％、12％、2%。。外省人是指台湾光复后、特别是 1949年随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迁台的人及其后代，他们约占总人口的 12％左右。 70一80年代之前，外省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般比较高；在台湾当局推行“本地化”政策以后，本省籍人的政、经地位明显上升。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省籍矛盾的存在，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省籍矛盾有所减弱，但在政治生活中仍有较大影响。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市化进程迅速，形成了以台北、台中、高雄为中心的三个都会区。与之相应的，人口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也日渐突出，青少年犯罪、黑道、吸毒、卖淫、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今台湾社会的几大乱象，并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经济与科技
一、经济概况
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当时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几乎停顿，而军事性开支却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众生活困难，经济濒临崩溃。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5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迅速，增长率年均达各4.7％。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人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二)以农养工发展时期(1952-196O年)。当时台湾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劳动力过剩，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逆差严重，外汇极度短缺，民众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进口工业品。台湾当局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达 71.5％，成为创汇主力。台湾当局又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方面，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形成了糖、茶、菠萝及香茅油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水泥、玻璃、木制品、造纸、化肥、纺织、食油、面粉、塑胶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自行车、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等进口替代工业。
(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1960-1986中)。由于台湾市场狭小，当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市场已趋饱和，若继续发展将导致经济后劲乏力。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如进行外汇贸易的改革、实施“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储蓄、对外销厂商实行税收和融资的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等。这个时期外资对台湾工业化和出口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民间企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产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台湾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6O年的26.9%提高到1973年的43.8%;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l960年的32.3％增至l973年的84.6％。至此，台湾工业建立起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转型时期(l986年至今）。自8O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工资也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为此，台湾当局于1986中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中的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9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中，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在这一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及香港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
台湾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得益于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以及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从1950年至1965年给台湾的经济援助共计l5亿美元。15年间，“美援平均约占台湾投资毛额的34%，从而弥补了台湾商品及劳务人超的91％”。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援助不仅限于资金或物资，还包括军事援助、低利贷款、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人才支援等。美援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非同小可。台湾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美援，“台湾经济至少要比现在落后20-3O年”。此外，战后西方国家在60-7O年代的经济繁荣，给台湾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二)从祖国大陆带去的财物和人才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国民党统治集团败退台湾时，从上海运送黄金 80万两以及大量银元、美钞到台湾，由孔、宋家族将20亿美金转移至美国花旗、大众等银行，并带去了大批各类财经人才。这些资金和人才对台湾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国民党统治集团还将大量的机器设备运到台湾。
(三）台湾民众为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台湾民众勤奋节俭、吃苦耐劳，对台湾在提高储蓄率以集聚资本，以及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作出了牺性，中小企业者成为出口贸易的主角。
(四)台湾当局制定了稳定中求发展等经济政策。如在发展策略上先发展农业及劳动密集型工业，再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工业；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然后发展出口导向工业，较好地结合了台湾的实际情况，并有效地利用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契机。
(五)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已具一定规模，互补互利的局面正在形成，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腹地。台湾每年从两岸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保证了其贸易收支的平衡，且提高了其在本岛的投资能力。大批台湾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大陆，缓解了其在本岛发展的困难，并且有利于台湾产业的转型与升级，特别是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祖国大陆在台湾出口份额中的比重上升，减轻了台湾外贸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台湾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
台湾经济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内需市场狭小，自然资源较少，科技基础薄弱，井受此制约，形成了“浅碟子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1980年，台湾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95.6％，其中对出口贸易依存度也达47.89%；1995年的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1.65%，其中对出口贸易依存度还有42.36％。近几年来虽然台湾产业升级取得一定成效，但关键技术仍然对外依赖性较高，如集成电路芯片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其电路设计这一关键技术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所以，台湾产业升级虽有进展，但整体工业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工业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台湾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较大。近几年台湾经济能维持适度增长，新市场开拓、贸易创造效果大于技术创造效果。
长期以来，台湾财政状况不佳，税基萎缩，赋税收入年增长率从1992年19.7%一路下滑到2001年的-6.7％。同时，各级公库和“国库”支出增长很快，在支出结构中，军备开支占了财政预算的很大比重，如1996年的财政预算中，“国防支出”(未含外购军备的特期预算)占了22.1％；若再把行政开支计入，整个财政开支中非生产性开支的比重很大。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至2002年，台当局总负债已接近4兆新台币，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30％。
台湾经济发展还受岛内政争激烈和两岸关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来，台湾政党之争异常激烈和频繁，大大影响了有关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也成为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再加上“黑金政治”猖獗，使许多重大项目的工程进度和质量受到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台湾当局推行分裂政策，造成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影响了台湾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台湾的投资意愿。
综上所述，台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均是政治、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台湾当局采取了某些相应措施，其中某些措施不乏助益，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科技概况
台湾科技发展与其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战后以来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奠基期(l959-1968年)。50年代，台湾当局以稳定经济作为主要目标，无力顾及科技的发展。直到1959年，台湾当局才颁布“长期发展科技计划纲领”，主要目标在于充实科技发展的基础。同年，成立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简称“长科会”)，负责规划和推动长期科学研究。在这一时期，科技研究发展方向以基础科学为主，同时通过各种补助措施，培养研究人才。
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期(1969-1980年）。60年代末到 70年代，台湾工业的发展重点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提高了对产业技术的要求。为此，1968年台湾当局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计划”，在扩大研究基础、改进科学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先后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和“行政院”“应用技术研究发展小组”，并注重促进企业投资科技研究工作。
第三阶段是全面推动科技发展期(1980年至今）。随着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进入转型期，科技水平较低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台湾当局开始加大科技经费和人员的投入，制订一系列相应计划和发展政略，以实现将台湾建成“科技岛”的长期目标。 1978年，台湾当局首次召开由产、官、学界参加的科学技术会议，次年颁布“科学技术发展方案”，作为现阶段科技发展的最高指导方针。此后，科技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制定出新的发展政策与计划。
80年代以来，台湾科技发展较快。从对科技发展的投入看，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科研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研究人员数增长了2倍，每万人口拥有的研究人员数由14.3人提到33.4人。从科技研究发展成果看，本地专利项目1996年达到19410项，是1986年的3.3倍；台湾SCI论文发表篇数的国际排名，由1989年的第28位提高到1994年的第20位。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1980年台湾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推动了信息、半导体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1997年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值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39.7％，较1986年提高了一倍多。目前，台湾信息产业和半导体产业产值已分别跃居世界第三位和第四位，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加工生产基地，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已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从科技的发展特点看，由于台湾经济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民间科技研究发展先天不足，因此台湾科技行政部门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科技经费的总投入中，80年代官方投入占60%以上，民间占不到4O％；9O年代民间投入相对增加，官方与民间仍各占一半左右。目前,科技研究体系主要由科技行政部门以及公营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专门的财团法人研究矾构、各大学及民间企业所属的研究机构组成。
从科技研究的分工看，基础研究主要由“中央研究院”及各高等院校承担，应用科技研究主要由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各科技行政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承担，军事科技由中山科学研究院负责，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则由企业承担。
尽管8O年代以来台湾科技发展取得较快进步，但受限于经济规模、企业结构及人才等因素，在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甚至也落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韩国。如台湾科技经费总投入仅为韩国的一半。总体研究发展水平的落后，使目前台湾高新技术产业在关键技术、关键零部件等方面都严重依赖日本和美国；多半台湾厂商的生产技术仍然依靠引进。信息、半导体等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缺乏自己的关键技术，大多只能采取受委托加工制造方式，利润大多由掌握关键技术与零部件的外国厂商抽走。
教育与文化
一、教 育
台湾现行的教育制度分为正规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两大体系，其中正规教育分为“国民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技术职业教育包括初等技术职业教育和高等技术职业教育两个阶段。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出台湾当局财政拨款，对6-14岁的儿童开办的教育。其中包括小学6年、中学(即初级中学)3年。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凡拒不送子女入学的家庭，将受到罚款等处罚。
高级中等教育，学生在学年龄以15-17岁为范围，分为高级中学3年和高级职业学校3年两种。
高等教育分为专科学校、独立学院、大学以及院校研究所。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依入学资格不同，分3年制、2年制与5年制不等；所设专业除了高级职校已有的工、农、商、医、海事、家事6类外，还有师范、管理、艺术、体育、新闻等。技术学院则以培养高级实用专业技术人才(技师)为主，主要招收工业职校或工业事科学校的毕业生。高等院校主要招收高中华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经入学考试及格者。大学院校分文、理、法、医、农、工、商及其他学院。凡设有3个学院以上者称大学，不合以上条件者称独立学院。大学或独立学院各学系办理完善、成绩优良者，得设研究所。正规高等院校的学制一般为4年，但师范院校、法律、建筑专业等为5年，医学专业为6至7年。
台湾除了正规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之外，还有多种方式的业余教育，如夜校、函授以及补习教育等。
总的来看，台湾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如下一些特点：(1)发展较快。l950年共有各级学校3l32所，在校学生103万余人，到1994年底，各级各类学校总数已达3784所，在校学生469.95万余人。目前，初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为99.31％，中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为84.61％，高等教育的净在学率为25.61％，基本做到了初等、中等教育的普及。(2)重视技术职业教育。60-70年代，由于加工出口工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各类高级职业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发展，形成了由职业学校—专科学校一技术学院所组成的技术职业教育体系。据1994年统计，职业学校在校学让为52.3万余人。专科学校在校学生36万余人。(3)私人办学比重大。据l994年统计，职业学校中私立占54.6％；专科学校中私立占81％；大学及独立学院中私立占63.8％，学生数占全部大学生数的60％以上。
台湾教育也存在着一些积弊。如严重的升学主义倾向，教学课程分量过重，程度过难，致使恶性补习成风；教师只重视与升学考试有关的教学，轻视德育、体育、群育、美育的教学；重“填鸭式”教学，忽视启发式、联想式教学；重集体教学，忽视因才施教的针对性教学。升学主义给青少年和社会带来许多问题，如：有些学生精神空虚，忽视身心和个性的全面健康发展；有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漠视法纪和道德观念，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长期以来，“台独”势力力图改造台湾的教育，削弱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少年的中华民族意识和与祖国的文化联系。多年来，台湾当局也向青少年一代灌输以台湾为主体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意识，塑造“脱中国化”的“台湾人意识”。台湾教育部门新编一套《认识台湾》教科书，从l997年9月开始在台湾中学中试用，1998年9月正式使用。这套教科书歪曲历史，剖裂、否定台湾与祖国自古以来的历史联系；不讲台湾人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强调“我们都是台湾人”、“‘台湾人’已经成为我们在国际社会共同的名字”；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否定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主体地位；贬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宣传“台湾文化观”；并且美化日本霸占台湾时的殖民统治，抹杀台湾同胞的抗日业绩等等；以向青少年灌输“台湾生命共同体”和“台湾人的台湾”观念，淡化他们对中华文化和祖国的认同。分裂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制造“台独”、“两个中国”等分裂活动，已经引起台湾有识之士的忧虑和强烈反对。
二、文化
两岸同胞同宗同文。台湾文化无论从根源还是从其内容、素质及存地方式和表现形态上，都与中华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都分。例如；在哲学理念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儒家学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主要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规范思想和言行。在语言文字和文化教育方面，讲普通话和闽南话、客家话等，书写用中文。在宗教信仰方面，主要信奉佛教、道教，以及妈祖、关帝君、保生大帝等中国民间神祗。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是福建、广东等地的饮食习惯、节日习俗以及婚丧嫁娶、祭祀祖先等各种礼仪等。台湾的人文历史是地地道道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扩展。
当然，出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特别是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1949年以来又长时期与祖国大陆处于隔绝状态，80年代以来又推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因此台湾受西方文化、日本文化的影响相当大。例如，西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的文化观念扩张，祟尚自我中心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念泛滥。 日本和西方大众消费文化影响膨胀，大量商品化的消费型文化充斥市场。日益增长的物质欲望、享乐主义、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等等、对精神文化带来极大的冲击。此外，外来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扩大起来。而且出于复杂的原因，包括“台独”势力的活动，近些年来，在大众传媒中使用所谓“台湾话”（闽南话）的比重上升，使用“国语”(即普通话)的比重下降。
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也是台湾劳动人民和文学工作者勤劳和智慧的结晶。1949年以来，台湾文坛上大体存在着三大文学流派，即：乡土文学、现代派文学和流行文学。“乡土文学”主张，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的语言来描写现实，反映社会人生，面向白己生长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现代派文学”主张，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精神，抛弃传统，进行“横的移植”，即向西方学习，以描写人性、探索心灵为主，寻找自我。这—派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文艺冲破反共僵化的政治束缚和传统文化的局限，扩大表现领域，丰富表现手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它所表现出的全盘西化、虚无主义和艺术主义上的倾向，一开始就受到了批评。“流行文学”指通俗易懂、情节引人入胜、表现手法简单，具有休闲性、消遣性的文学作品，包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
台湾的戏剧大多数源于中国大陆，大致可分成三大类：大戏、囝仔戏、仔戏。大戏主要有京戏，闽南的乱弹、歌仔戏、高甲戏，以及日本传入的新剧(话剧)、歌舞剧、播音剧等。囝仔戏由儿童演出，是20世纪初由福建泉州传入的。仔戏又称偶人戏，由大陆传入台湾，如北方的皮影戏、闽南的布袋戏和傀儡戏等。这些剧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兴衰，如今许多传统戏剧已经失传或被遗弃，只剩下话剧、京剧、歌仔戏、布袋戏和高甲戏数种，除话剧外，其观赏者以老年人为主。歌仔戏是台湾最主要的地方戏曲，也是中国地方戏曲剧种中唯一诞生于台湾的剧种。
台湾电影于60-70年代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摄制水平提高，影片市场扩大，影片题材广泛，国际获奖影片增多。80年代以后，台湾出现了以“小成本、新导演”为特色的新浪潮电影和由小说改编成剧本的文学电影热，题材更加广泛，表现手法更为创新，内容更加人性化、本土化和写实化，在编剧、制体和表演上都具备了相当的水准。但台湾电影业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电视、录相带、MTV、KTV等的出现，对电影业造成冲击，使电影业的发展徘徊在艺术与商业化的路口。
台湾电视长期以来主要控制在台湾电视公司(简称“台视”)、中国电视公司(简称“中视”)和中华电视台(简称“华视”)三家机构手中。90年代后，台湾电视台增多，有公营、私营和党派经营的，各台为争夺收视率和广告客户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台湾地区有200多家报纸，4000多家杂志社，30多家广播电台。此外，台湾美术、音乐、工艺等方面的创作，取得相当的成绩。各县市的文化中心以及民间文化团体，为保存和发展民间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军事
一、军事体制
台湾现行军事体制，基本沿袭国民党统治集团退据台湾前在大陆时期的军事体制，即“总统”为台军最高统帅，通过军政和军令两大系统领导全军。在军政系统上，“总统”通过“国防部长”对军队行使统率权；在军令系统上，“总统”通过参谋总长对军队行使指挥权。除军政、军令系统外，台湾当局还设有“国家安全会议”，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规划“国防”安全及“国家”建设等大政方针。
“国防部”隶属于“行政院”，主管“国防”行政事务，负责军队人事安排、组织编制、军费预算、武器研制与采购、军队设施建设等。参谋总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参谋总部在军令系统为“总统”的军事幕僚长，掌握军队指挥大权；在军政系统上同时又为“国防部长”的幕僚长。参谋总部下辖陆军、海军、空军、联勤、宪兵、海岸巡防及军管区司令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等依据军队的建军方针及原则，拟订本军种的建设规划和作战汁划，战时组织指挥战斗行动，平时组织部队训练。台军还设有总政治作战部，并在军队各级单位设有相应机构，主要负责对官兵的思想教育和部队的内部控制，以及对大陆进行“心战”策反。
李登辉上台后，一直酝酿改革现行军事体制，拟将目前的军政、军令二元化军事体制改为一元化。l998年5月21日，台湾“行政院”通过了“国防法”草案及“国防部组织法”修正草案，明确规定参谋总长为“国防部长”的军事幕僚长，参谋总部为“国防部长”的军事幕僚及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原隶属参谋总部的各军兵种司令部等改为直接隶属于“国防部”。未来“总统”对军队行使统帅权时，将直接下令“国防部长”，由“国防部长”责成参谋总长指挥军队。2002年台湾实行“国防法”、“国防部组织法”军政、军令一元化的军事体制正式付诸实施。
二、军事战略
1949年以来，台湾军事战略的调整和演变，大致经历了“攻势作战”、“攻守一体”和“守势防卫”三个时期。
“攻势作战”时期(1949-196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初期，为防范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积极谋求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出于围堵新中国的需要，派兵协防台湾。1954年，美台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美国会又通过了《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时可动用武力保卫台湾和澎湖。美台协防的目标达成后，台湾当局遂在军事上提出了“确保台澎金马，伺机反攻大陆”的战略方针，并在军事上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多次派遣小股部队和特务入窜大陆东南沿海，为其“反攻大陆”创造条件。在这一时期，台湾当局基本奉行“依美求存、伺机反攻”的“攻势作战”战略。这在60年代初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后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使得共“反攻复国”的图谋未能得逞。
“攻守一体”时期(1969-1979年)。1971年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中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虽末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但也意识到依赖美军防卫台湾和武力“反攻大陆”已不切实际。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谋求长期久存，台湾军事战略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是战略思想由“以攻为主”转向“以防为主”，二是战略立足点由“依美协防”转向“独立防御”。在此时期，台湾军队虽未彻底放弃“反攻”念头，但其建军备战的重点已经转到加强防御作战准备方面。70年代后期，台湾军队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活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逐步停止了对大陆的武装袭扰和飞机入陆侦察活动。
“守势防卫”时期(1979-2000年)。1979年1月中美建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被废止。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了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随着这—形势的变化，台湾当局虽口头上仍表示奉行“攻守一体”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已被迫实行“守势防卫”战略。1994年台湾当局发表的《“国防”报告书》中，明确将军事战略由“攻守一体”调整为“守势防卫”。李登辉随后还进一步表示，台湾军队今后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台、澎、金、马地区的安全”。台湾军事战略思想上的这一变化，是台湾当局政治上谋求“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需要，也是推行制造“两个中国”分裂政策在军事政策上的体现，同时也意味着国民党政权台湾化之后，台湾当局已完全放弃了蒋氏父子时期长期坚持的“光复大陆”的战略目标。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鼓吹“决战境外”。台军将过去“防守固守、有效吓阻”军事战略调整为“有效吓阻、防守固守”，强调把战场推向岛外，把先制反制、主动攻击提升到战略层次，并为此大量采购军备。
三、实力装备
台湾军队现有总兵力45万余人，分别部署在台湾岛、澎湖列岛及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
陆军现有兵力约24万人，主要作战部队约20个师。主要装备M-48H、M-60A3等型坦克1600余辆、105毫米大口径火炮1800余门、各型防空导弹1000余枚。
海军现有兵力约7万人，主要编成7个舰队和2个陆战师等。拥有各型舰艇约600艘，总吨位25万吨。其中向美、法等国购买的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潜艇、导弹快艇等主要作战舰艇80余艘。
空军现有兵力约7万人，主要编成7个战斗机联队和1个运输反潜机联队。装备各型飞机500余架，其中有自制IDF、美制F—l6、法制幻影2000等先进战斗机300余架，E-2T预警机4架。
四、军费开支
长期以来，台湾军费开支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在台财政总预算的各项支出的比例中始终名列首位。在50年代，军费开支占财政总预算的70％以上，60年代占50％，80年代占35％以上，目前占20％以上。
台湾的军费预算，一般根据其用途分为公开和秘密两大部分。近几年来，台湾大量向外采购先进武器装备，其军费开支大幅增加，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增率平均达到20％。1988年台湾军费开支为53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108亿美元，五年内翻了一番。90年代以来，台湾军费开支相对稳定，但仍有小幅增长，基本保持在100-110亿美元左右，分别占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5％和财政总预算的22％。1992年，台湾向美、法两国订购150架F-l6和60架幻影2000战斗机后，除每年正常的军费预算之外，又通过特别预算的方式，编列了为期9年(1993-2001年)、总额为115亿美元的采购战机特别预算。1998年度，台湾正式公布的军费预算为2780亿元新台币(约l00亿美元)，加上当年采购战机特别预算拨款17亿美元，该年度实际军费预算达117亿美元；若按台湾地区总人口2180万人计算，平均每人530美元，台军人均军费为2.6万类元，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拥有军费数额。
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虽然台湾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容分割。
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走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道路，建设一个独立统—、繁荣富裕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最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致力于争取和平与民主，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庆谈判、政治协商和停战谈判。特别是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上的积极参与下，达成了有利于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的五项协议，为争取和平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政协协议和一切停战协议，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亟待休养生息的中国，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之中。
面对国民党来势凶猛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解放战争。1948年末到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规模空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的失败此时已成定局。处于危局中的蒋介石，开始更多地考虑在全国失败后的退路，其中之一是撤退到台湾，以台湾作为国民党的存身之地，进而建设成“反攻大陆、复兴党国”的基地。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确定把国民党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台湾。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的压力宣布下野后，开始了对台湾的苦心经营。他制定了“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战略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联接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使其成为封锁、包围以致反攻大陆的战略基地。为了实现上述计划与设想，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在组织人事上，蒋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在军事部署上，将重兵集结在长江下游一带，并在金门、马祖一带设防，在定海加紧修建飞机场，以便国民党军队顺利撤退台湾。还在台北设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负责苏、浙、闽、粤、海南等地的军事与政治，其中尤以东南沿海岛屿的防务为重。在经济上，将在上海的中央银行大批黄金、银元和美钞运往台湾。还在台湾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管理台湾经济。在外交上，策划“东亚反共同盟计划”，拉拢菲律宾、南朝鲜，拼凑反共联盟。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布成立。12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至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台北。中国大陆上战事基本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力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台湾，在美国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的反共政治架构。自此，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之中。
外国势力插手台湾问题阻碍中国统一大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是战后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组成都分。而台湾问题的产生，就是这种战略的直接产物。
一、战后美国对华侵略及其对台政策的变化
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以极大的兴趣倾注于东亚，尤其是中国，但限于当时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以“门户开放”政策与列强—道分享在中国的特权。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来，并与中国的抗日战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美国当时在东方的首要目标是打败日本，将日本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势力清除出去，同时借英法陷入欧战之机，将英法在东亚、东南亚的势力抑制到最低点，特别是防止战后苏联影响在东亚的扩大，以达到由美国来支配中国，并进而控制整个亚太地区的目的。由此，美国在1943年初制定了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大国”的对华政策。所渭“大国”政策，就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建立以蒋介石为领导的亲美政权，让中国(以蒋介石为核心)与美苏英同为世界四大强国，以便与苏联对抗。罗斯福曾强调：“一个稳定的中国，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也可以当作一种最有价值的向心力，以限制亚洲革命暴动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国”政策，美国同意战后将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战后，美国继续扶植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并且支持蒋介石发功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1947年3月初，当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后，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同年秋，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这时，美国有关官员已经感到国民党统治不稳、开始主张美国调整对台政策。1948年11月2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梅上将致函美国国家安全会议、指出：“中国情势日恶，台湾、澎湖各岛之形势，关系日本与马来半岛间的航路，亦控制菲律宾与冲绳之间交通，如果落在不友好国家之手，美国远东地位将受到损害。因此美国无论如何宜用一切外交及经济手段，使其长期属于对美友好之政权。”可见，美国主张台湾归还中国，是以中国留在美国势力范围内为前提的。一旦这个大前提发生变化，美国的对台政策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即使背弃它所参加的国际协议也在所不惜。
从1948年冬季开始，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渐次展开，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美国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重新审核对华政策，把政策目标从“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改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决定逐步从中国内战中“脱身”，而集中力量“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l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公开承认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标志着美国开始从中国大陆“脱身”。同时，美国开始在分离台湾上做文章。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个非共产党的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该政府至少应提供起码的、象样的治理。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
为达到把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离出去的目的，美国曾设计了种种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没有行得通，到1949年底，美国确认蒋介石是“台湾最终真正权威”，于是决定继续援助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
二、美国等外国反华势力阻挠我解决台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美国一方面大幅度改变对日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日本、将日本变成它在东亚对付苏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国会通过援款法案，加强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经济援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布：“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须等到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美国政府这种继续干预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的长期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至今不能彻底解决，美国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朝鲜停战后，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公然将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声称要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同台湾当局采取“共同行动”。这是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又一重大步骤。
1958年7月，美国怂恿国民党部队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骚扰。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美国匆忙从地中海调海军来支援美国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次日重申美国武力“保护”台湾的所谓“责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9月4日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他们甚至以原子武器相威胁。周恩来9月6日就此发表声明，重申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并强调美国如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之后，美国政府搬出所谓的“停火”方案。杜勒斯于9月30日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其意图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其“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这—方案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也不为蒋介石所接受。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理所当然地应由中华人同共和国政府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周恩来即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指出所谓“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开除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并向联合国发出了中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代表的通知。但是美国政府先是以所谓新中国政府是用革命手段“非法成立的”和“不巩固的”为借口，继则诬中国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再则以所谓中国“蔑视”联合国和不遵守其反华决议为口实，不断对联合国进行威胁和恐吓，操纵表决机器，竭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这一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窃据。
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建交，大批新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要求驱逐台湾当局的非法代表和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操纵联合国表决机器阻挠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于是变换手法，提出若恢复中国的席位，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始得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案”，妄图继续将这一问题拖延下去。可是到了1971年26届联大，联合国内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历史性变化。 l0月25日，26届联大否决了美国等19国的提案，并且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3国提案。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至此遭到彻底破产。
1979年1月中美建交，但美国对台湾问题政策的本质并未改变，仍然把台湾作为其全球战略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扶植台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中美建交三个月后，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并于 4月10日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与台湾关系法》公然声称，“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样的期望”；“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仍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这表明，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一方面表示遵守中美联合公报，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同时又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扶植台湾，并且以中国政府执行和平统一方针为美国执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从而继续阻挠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日本曾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长达50年之久，同台湾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回归中国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怀有重新染指台湾的野心。近年来，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日益重视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牵制，竭力主张全面发展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日本国会亲台势力与台湾朝野配合，积极推动台湾领导人访日。日本舆论界、学术界及政界部分人士对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向中国所作的承诺耿耿于怀，公开鼓吹《中日联合声明》过时的论调。台湾当局则采取多种措施，极力发展台日实质关系。
三、日本、美国反华势力长期支持“台独”活动
“台独”活动的出现，从一开始就有国际背景。
从历史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分子，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同时，驻台日本右翼军人发动“台湾独立”事件，即为“台独”活动的发端。但是，台湾重归中国已不可逆转，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行的“台独”活动遭到失败。
由于蒋介石在台湾采取镇压“台独”的措施，“台独”分子只能在海外从事活动。 1951年、1956年“台独”分子先后分别在日本、美国建立组织。至 6O年代中期，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大本营。当时在日本的“台独”派别众多、组织复杂，其中以廖文毅为首的“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独”组织。
6O年代未至 7O年代初，随着中日关系发展，特别是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在日本的“台独”组织逐渐衰落，“台独”活动的重心由日本转移到美国。 1970年1月，“台独”分子彭明敏逃往美国 ；而统一指挥“台独”活动的“世界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即“台独联盟”)亦在美国成立。此后，美国成了“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公开的“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其大本营绝非偶然。早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美国国防部成立了远东战略小组，其使命之一就是研究战后美国托管台湾方案。该小组在1942年春曾建议麦克阿瑟，从日本手中夺取台湾后，由美国军队暂时接管台湾，战后再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台湾共和国”，并着手培训一批“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 l949年1月l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提出，“美国亦宜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1957 年美国参议院发表《康隆报告》，建议“中共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为美国保护国”。正是在美国反华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下，在美国的“台独”势力在70年代进一步整合，有了较大发展。中美建交以后，一些“台独”组织继续在美国活动。他们用各种方式游说美国议员，争取通过提升美台关系的议案；鼓吹“台湾加入联合国”，并组织各种宣传“台独”主张的活动。 1995年李登辉访美得逞，也包含了这些“台独”组织的势力所起的作用在内。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战期间，重要的国际协定都肯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中、英、美三国政府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中再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
二战结束后，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二战期间对日作战的同盟国政府，在后来历次发表的声明中，均确认了这—事实。 1949年11月21日，英国外交部次官梅休在英国下院说，“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对该岛加以控制，并在此后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195O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说，开罗宣言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是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意志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一个中国原则在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上凡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均应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5O年代初期，一个中国原则首先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肯定。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各国明确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未经谈判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随着对新中国的了解，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及一些和平中立国家，也先后排除美国的干扰和压力，相继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中国谈判建交。其中许多国家还成为在联合国内为驱逐台湾当局的非法代表和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积极倡议者和支持者。
1964年1月27日，中法宣布建交。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双方还达成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的默契。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被喻为一次“外交核爆炸”。
进入7O年代，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1971年9月基辛格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同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 2758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明确宣告‘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出去”。第2738号决议是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体的广大会员国共同努力、主持正义的结果，是联合国宪章的胜利，是国际法原则的胜利，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都得到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唯一的。
1972年2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中方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健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巳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中美“上海公报”奠定了中美两国建交谈判的基石。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谈中谈到中美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时明确指出，按照“日本方式”，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但美台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1977年1月卡特出任美国总统，表示美国可以有条件地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原则。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建交公报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建交公报发表当天，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在中美建交的同日，“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国余留在台湾的军事人员。1981年12月4日，中美开始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经过艰巨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982年8月15日达成协议，8月17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在这一公报中，中美双方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确认的各项原则，美方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美国还表示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众所周知，中国的一贯立场是：根据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美国最终必须完全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八一七公报”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各项原则，构成了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规定的各项原则，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障碍才会得到排除。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关系也取得巨大进展。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且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次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宣布废止“日台条约”。
从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到中日建交，直到中美建交，标志着一个中国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通承认。而台湾当局则遭到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的境地。从1970年到1972年，台湾当局的“建交国”从68个锐减至39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从53个增至89个；1977年底，台湾当局的“建交国”数目下降至23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则增至113个。
台湾问题与东西德、南北朝鲜问题的本质区别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而东西德、南北朝鲜的产生，则是二战后根据国际协议形成的。
众所周知，希特勒德国同意大利、日本结盟，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开会，商讨最后战胜并占领纳粹德国的计划。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根据《雅尔塔协议》，苏、美、英、法四国军队分区占领战败后的德国。1948年6月2O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随后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而相应地苏联则在其占领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德意志从此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1973年9月18日，东、西德国同时加人联合国。199O年5月5日，苏、美、英、法和两德外长在波恩就两德统一问题举行第一轮谈判，即通常所说的‘二加四”会议。9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最后一次“二加四”会议上签订了一项条约，批准两德统一并恢复其全部主权。10月3日，两德最终统一。由此可见，德国的分裂和统一，都是按二战期间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完成的，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同台湾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从1910年开始，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长达35年之久。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朝鲜本应恢复其独立自主的统一国家地位，这早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就已规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日本投降前夕，美国总统杜鲁门给斯大林一致密信，建议苏军接受朝鲜北纬三十八度以北的日军投降，美国则接受三十八度以南的日军投降。随后，盟军在向日本发布的“第一号总命令”中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
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于1946年2月宣布成立南朝鲜“民主议院”任命李承晚为议院议长。1947年6月，李承晚组成“南朝鲜过渡政府”。在美国的操纵下，朝鲜被人为地分裂成了南北两部分。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宣告成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朝鲜问题进一步国际化。1953年南北朝鲜根据由有关国家签署的国际协议，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1991年，南北朝鲜各自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
由上可见，台湾问题根本不能和德国、朝鲜问题相提并论。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是根据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协议分裂成独立国家，它们又都被联合国接纳；东西德统一也是通过国际谈判和协议，以西德兼并东德的方式实现；而台湾则由二战期间的国际协议规定归还中国，而且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恢复行使了对台湾的主权；虽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是领土和主权并未分割，仍然是一个中国；台湾问题也应当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因此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
台湾当局援引两德模式、两朝模式的根本出发点是分裂祖国，这完全暴露了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险恶用心，是根本不能得逞的。